进门后我没急着登楼，先绕着它走了一圈。楼是新的，1985年重建的，钢筋混凝土的骨架，披着仿古的木构外衣。有些讲究的旅人会为此叹息，觉得少了古意。可我看着阳光下明艳的朱红廊柱和灿金的琉璃瓦，却觉得，这或许就是黄鹤楼的命——它从来就不只是一座楼，它是一个被反复吟唱、不断重建的传奇。毁了又建，建了又毁，就像人们对一个美好意象的执着，实体可以消亡，但故事必须流传。

真正爬上去，才明白它为何被称为“天下江山第一楼”。楼梯盘旋，每一层都有敞亮的外廊。我推开窗，那种开阔，是照片给不了的。长江就在眼皮子底下，浑黄的江水沉默而有力地向东流去，武汉长江大桥像一根精致的银灰色琴弦，横跨江面，火车和汽车在上面无声地移动。对岸的汉口，高楼组成的城市天际线，在薄雾中铺开。江风很大，吹得人衣袂翻飞，头发乱舞，但心里却异常平静。在这里，现代都市的繁忙、大江的亘古、个体的渺小，被奇妙地压缩在同一幅画面里。难怪古往今来的文人，站在这儿都想写点什么，这景致本身，就是一种强烈的表达欲。

楼里有不少壁画、楹联，讲着费祎登仙、吕洞宾醉酒的传说。但最让我驻足的，还是那些诗。崔颢的《黄鹤楼》自然在最显眼的位置，可当我看到李白的那首“眼前有景道不得，崔颢题诗在上头”时，忍不住笑了出来。那么狂傲的李白，也有甘心认输的时候。那一刻，他们不再是课本里遥远的名字，而是两个在这里较劲、欣赏、隔空对话的可爱文人。我好像能看到李白挠着头，对着崔颢的诗苦笑的模样。历史，忽然就有了温度。

从楼上下来，我在公园里慢慢逛。听到几个老武汉坐在石凳上聊天，一口汉腔，谈着家长里短。一个老人指着楼对孙子说：“你看，我们武汉的‘封面’就是它。” 这话真妙。对于游客，它是历史的诗；对于本地人，它却是日常的背景，是家的坐标。旁边有个文创店，我进去转了转，除了常见的书签明信片，居然有以黄鹤楼为造型的立体拼图，还有印着江景的咖啡杯。我买了一个小小的黄鹤楼铜书签，冰凉的，很有分量。这不再是空茫的符号，而是一个可以握在手里的、具体的纪念。

离开时已是傍晚。我回头望，黄鹤楼的轮廓灯亮了起来，在渐暗的天色中，通体金黄，像一座悬浮的仙宫。而脚下，城市的灯火也开始次第闪烁，长江大桥变成了一条光链。我终于有点懂了，黄鹤楼为何让人念念不忘。它处在一种美妙的张力之中—— 在过往与当下之间，在神话与凡俗之间。它承载着仙人的飘渺传说，也接纳着凡人的烟火人生；它被古诗加持出孤高的意境，又被现代城市亲密地环绕。

这一趟，我没遇见仙人，也没生出什么千古愁绪。但我带走了一样东西：那幅从楼顶看到的、江城交融的壮阔画面，已经印在了脑子里。它让我觉得，读过的诗，终于落在了真实的土地上。黄鹤楼，原来不是终点，而是一个理解这座江城的最好起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