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忆我的母亲 

文/金城

今年过年，我一个人坐在阳台上，看着楼下小区里来来往往提着年货的人们，忽然想起母亲常说的一句话：“日子总要过的，哭也是一天，笑也是一天。”

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。那一年我们家被“赶”回了农村原籍。我记得那天特别冷，风很大，父亲雇了一辆胶皮马车拉着全部家当——几个木头箱子、一张破烂的大床，还有一些包裹着衣服的包袱。母亲怀里抱着最小的妹妹，两边横坐在马车顶部的是我的两个弟弟，街上有人看着我们指指点点，母亲却挺着腰板，脸上还挂着笑，好像我们不是被赶出城的，而是去走亲戚。

农村的老家，母亲和我们从来没去过。那是一个离我们住的城市不远的大村子，那时候大多是土坯房，几乎没有新房子。我们老家还有一处住宅，屋顶的茅草稀稀拉拉，墙上有好几道裂缝。在门口等着看我们的有一些老乡。有的是帮着搬东西的，有的是围着看热闹的，母亲笑着和大家打着招呼，还从口袋里摸出一些糖块，分给看热闹的人群和孩子。

那天晚上，我第一次看见煤油灯。小小的火苗一跳一跳的，把人的影子拉得老长。一岁多的小妹妹没见过这种灯，一直哭，怎么哄都停不下来。母亲把她抱在怀里，轻轻地摇，嘴里哼着歌。我记不清是什么歌了，只记得母亲的声音很温柔，像城里那个收音机里传出来的声音。大弟弟嚷着要手电筒。那是我们家唯一的手电筒，父亲怕费电池，不让随便用。母亲却把手电筒拿过来，塞到他手里：“玩吧，亮一会儿不要紧。”

那天晚上，我们几个挤在那盘大炕上，母亲给我们讲故事。讲的是什么呢？好像是《西游记》里的孙悟空，又好像是《聊斋》里的狐狸精。我记不太清了，只记得母亲的声音，不紧不慢的，像一条细细的河，把我们几个都带进了梦里。

第二天一早，村里人都来看热闹。他们站在门口，好奇地往里张望，像看什么稀罕物。有个老婆婆问母亲：“你就是那个从城里来的？”“城里人怎么到咱们这来了？”母亲笑这说：“城里乡下都一样，都是过日子。”那些人又问这问那，母亲都一一回答，不厌其烦。有个年轻媳妇问：“你穿的这衣裳是买的还是做的？”母亲低头看看自己那件藏青色的列宁装，说：“买的，好几年了。”那媳妇伸手摸了摸料子，啧啧称奇。母亲笑着说：“你喜欢？赶明儿我教你做。”从那以后，母亲真的教村里的女人们做衣服。她用城里带来的那把剪刀，把自己的旧衣裳拆了，一片一片地比划，教她们怎么裁怎么缝。冬天的晚上，我们家的煤油灯下常常挤满了人，都是来找母亲学手艺的。母亲一边做活一边跟她们聊天，东家长西家短的，笑得咯咯的。我那时候小，不懂事，只觉得母亲跟谁都合得来。

日子确实难。生产队分的粮食不够吃，母亲就带着我们去挖野菜吃。春天的荠菜、马齿苋，夏天的灰灰菜、猪毛菜，秋天的野菊、蒲公英，她一样一样地教我们认。有回我病了，母亲背着我跑了十几里路去公社卫生院。回来的路上，我趴在她背上，听见她喘着粗气，脚步却一刻不停。“妈，我沉不沉？”我问。“不沉，”她说，“你轻得跟只猫似的。”我知道那是假的。我都十几岁了，怎么会轻呢。那些年，父亲很少在家。有时候一走就是十天半个月。家里就母亲一个人撑着。她要出工挣工分，要操持家务，要照顾我们几个孩子。可她从来没在我们面前叹过一口气，喊过一声累。

冬天是最难熬的。农村的冬天冷得邪乎，屋里屋外一个温度。晚上睡觉，我们几个挤在一起，还是冷得直打哆嗦。母亲就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，盖在我们身上。我问她冷不冷，她说不冷，她不怕冷。可是有一次我半夜醒来，看见她坐在灶门口，就着一点火光，在缝补我们的衣裳。她的手冻得通红，时不时放在嘴边哈一口气。“妈，你怎么不睡？”她回过头，笑了笑：“妈不困。你快睡吧。”那时候村里还没有电，晚上黑灯瞎火的。煤油灯忽明忽暗的，看东西得凑得很近。母亲就在这光底下，给我们纳鞋底，做棉鞋。她做的鞋结实，一双能穿一冬天。

过年的时候，别人家都有年货，我们家什么也没有。母亲就用红薯蒸了糕，用玉米面炸了丸子，用野菜包了饺子。她把这些东西摆在一张矮桌上，笑着说：“看看，多丰盛。”我们几个孩子围在桌边，真的就觉得那是天下最好的年货。有一年，大年三十晚上，村里几个年轻人来串门。他们坐在我们家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。有个小伙子问母亲：“婶子，你们城里人到了我们这，不委屈吗？”母亲正在纳鞋底，听了这话，手里的针停了停。过了一会儿，她抬起头，笑了笑：“有什么委屈的？有地方住，有饭吃，有孩子陪着，挺好。”那几个人走了以后，我看见母亲坐在那里，好久没动。

煤油灯的光照在她脸上，忽明忽暗的。她忽然回过头，看了我们几个一眼，又低下头，继续纳鞋底。我假装睡着了，眯着眼睛偷偷看她。我看见她的手在抖，针扎了好几次都没扎进去。可是她没有哭，一滴眼泪都没掉。

一九七五年，我母亲先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工作，母亲回到了原来的单位。那天，母亲领到了工资，用报纸纸包着。她坐在我的身边把纸包打开，一张一张地数。数着数着，她的手停了下来。我看见她的眼眶红了。然后，她哭了。那是我们被赶回家后第一次看见母亲哭。她用手捂着脸，没有声音，只是眼泪从指缝里流出来，滴在那沓钱上，滴在她的膝盖上。过了很久，母亲放下手，擦了擦脸。她看着我们，笑了笑，眼泪还挂在脸上，可是她在笑。“没事，”她说，“妈就是……高兴。”那一年，母亲四十几岁。

从三十多岁到四十几，几年的农村生活，几年的煤油灯，几年的野菜团子，几的冬天没有棉袄。她从来没在我们面前哭过，没在我们面前抱怨过。可是那天，她哭了。后来我常常想，母亲那几年是怎么过来的。一个城里女人，带着几个孩子，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，住着漏风的房子，吃着不够的粮食，干着从没干过的农活。她怕不怕？她累不累？她想不想哭？我想她一定怕过，累过，想哭过。可是她没有。她在我们面前，永远都是笑呵呵的。她用她的笑，挡住了一切的苦。她用她的乐观，护着我们几个，让我们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，没有受过一点委屈，没有缺过一点爱。

后来母亲退休了身体还算硬朗。每年过年，我们都会回去陪她。她还是那样，笑呵呵的，忙里忙外的。我们劝她歇着，她不肯，说：“你们回来就是客，哪能让客人动手？”年夜饭上，她坐在主位，看着满桌的菜，看着儿孙满堂，笑得合不拢嘴。我们举起酒杯，说：“娘，我们敬您一杯，祝您长命百岁。”母亲端起茶杯，抿了一口。她看看这个，看看那个，忽然说：“我这辈子，值了。”

我看着她满头的白发，想起那那年那月的煤油灯，想起那些野菜团子，想起那个冬天坐在灶门口缝衣裳的身影。我想说点什么，话到嘴边，又咽了回去。窗外响起了鞭炮声。又是一年春节到了。楼下的孩子们在放烟花，五颜六色的，很好看。

我坐在阳台上，点了一支烟。烟雾里，我仿佛又看见了母亲。她站在那间土坯房的门口，笑着朝我招手。她还是那么乐观的样子，穿着那件藏青色的列宁装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，脸上一点愁容都没有。“娘”我在心里喊了一声。她没有回答，只是笑着，一直笑着。像从前一样，好像永远在我们身边。